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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訊息描述:
主要設施
- 193 間客房
- 24 小時櫃台服務
- 公共區域提供咖啡
- 空調
- 洗衣服務
- 禮品店/書報攤
闔家歡樂
- 搖籃/嬰兒床 (付費)
- 冰箱
- 獨立浴室
- 電視
- 洗衣設施
- 吹風機
鄰近景點
- 位於難波
- 心齋橋商店街 (0.5 公里)
- 通天閣 (2.4 公里)
- 大阪歷史博物館 (2.5 公里)
- 四天王寺 (2.9 公里)
- 大阪市立科學館 (3 公里)
商品訊息簡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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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附上一則新聞讓大家了解時事
一齣戲跟看戲的人之間產生的化學效應，由「入眼」到「入心」（並在記憶裡長久存留），是個微妙而繁複的過程，好萊塢電影的全盛時期曾依「情節」、「人物」、「背景」等主創元素的「特殊性」暢言「類型電影」（諸如喜劇、西部、犯罪、恐怖、歌舞）之於「創作」跟「觀賞」時更易於「純粹化」的功能，然而，同樣一個歸屬性鮮明的「類型電影」給觀眾所帶來的感官、心靈、精神的撼動程度，卻往往由於影片在風格、意涵的創作企圖之高低而相對懸殊，經典如《蝴蝶夢》、《咆哮山莊》就故事發展的氛圍調性來說，有相當的篇幅都不乏「懸疑」甚至「驚悚」的成分，卻由於內在人文的包容性之寬闊厚實，其膾炙人口的記憶點便落實在人性、愛情這些層面的描述，而不會被與平庸的驚悚片相提並論。
《積木之家》的值得高度肯定與推薦，也正因為如此。其整體拍製成績的住宿優惠活動講究傑出，故事精神的細膩經營，與用來在宣傳上號召主流觀眾的恐怖「類型電影」的「賣相」，無一偏廢，在「完成度」的評分量表上，鼎足而三，是「植劇場」再一次對台灣影視產業發揮了「領頭羊」前導作用的優美作品。
《積木之家》以「積木」題點多數中產階級家庭在多重現實考驗下搖搖欲墜（卻盡心盡力去維繫）的「平衡」，以「鬼魂」鏡像出現代人心的疏離與孤寂，以漸進堆疊的「靈異」氣息呼應社會轉型後傳統價值結構的岌岌可危…；編、導的手法高妙卓越，發人深省的主題完整犀利直指人心，視覺駕馭成熟而獨特，演員運用精準而奪目，整體來說，是一個兼看「門道」與「熱鬧」（戲中恐怖元素的掌控俐落而不浮濫，在措手不及處出招，揮灑自若，卻無不讓人毛骨悚然）的上乘好戲，絕對不是庸俗等閒的「恐怖片」。
類型，而不類型
以恐怖題材做為「容器」，深刻盛載了「家庭價值」的核心主題。
優秀的恐怖片，會善用「恐怖」這個「容器」，紮實地擺進去更多感官刺激以外的東西，比方說「家庭」，比方說「親情」，比方說生命的恆常與無常…，用這些深刻的元素去厚實故事的內在情感，也往往成功延長了影片裡那個恐怖效應的後座力。
在所有的戲劇類別裡，「恐怖片」肯定是影片品味的「高明VS.平庸」可以差距最為懸殊的一種，平常熱愛恐怖片的忠實觀眾或許也可能已經看出一個心得來：讓人記憶猶新的優質恐怖片（而不是不知該叫該笑，過目即忘的絕大部份旅遊住宿比價網膚淺嚇人片）多半可以看成是「家庭倫理片」的變貌，從《大法師》、《鬼哭神嚎》、《鬼店》、《鬼水怪談》到溫子仁的《陰兒房》系列，或多或少，總必定有著呼應「親子關係」、「家庭價值」的核心議題存在（要跟不同年齡、性格、教育、國籍背景的觀眾取得共鳴的「最大公約數」，莫過於「家庭」這個主題）。《積木之家》的軸心精神在一開場便昭然若揭，「懷孕」代表的「傳宗接代」意涵、家族中因為「血緣」和「婚姻」所形成的角色關係網…，被經營得鮮活明確，看似不急著第一時間就把恐怖、驚悚的「花招」使將出來，其實，卻是循序漸進地鋪陳出一個「栩栩如生」的故事氛圍（有著觀眾現實生活處境的「投射」），而這個「娓娓道來」中，再讓種種透著吊詭、兇險、難測的懾人元素，不落痕跡地「滲透」進來，這樣的敘事技巧造成的將會是當真正的恐怖高潮「爆發」時的震撼力道與延續（因為，你已經被「說服」了眼前看到的是真實的，極可能發生的），這個主tone調的建立完成了，這個恐怖片可望造成的觀眾迴響之劇烈，眼看已經成功了一半。
栩栩生動的「接地氣」
結合敏銳的社會觀察，類型題材的成功「本土化」。
《積木之家》的「恐怖題材本土化」之到位，值得特別一提。南韓驚悚電影如《追擊者》之所以那般怵目驚心，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他們「本土化」（localization）的徹底，與現實環境的高度融化之後，即便題材與外來戲劇「似曾相識」，箇中因為「寫實」而達成的「擬真」效果（make believe），卻因而倍比提昇了。《積木之家》在這點上有傳神的著墨，「懷孕」造成所有家庭成員的關心、台灣社會轉型過渡期週遭比比皆是的「都更」、「建案」等議題即景、所謂小型「文創產業」進入社會發展脈絡…，乃至頻繁出現的法會、符水、法事、平安符…等根深蒂固的本土習俗，都全面性地「建構」（build up）了「這個故事，發生在台灣，在你我身邊」的即視感和感染力，而呂雪鳳那憂心忡忡的婆婆、王自強那從骨子裡透出來的「江湖味」，兩人那樣在極短篇幅的幾段對話，卻不可思議地畫龍點睛，都像是草根在地的人生裡再熟悉不過的面相，呼之欲出，直逼眼前，相當加分。
▲《積木之家》是「植劇場」再一次對台灣影視產業發揮了「領頭羊」前導作用的優美作品，揮灑自若，讓人毛骨悚然的上乘好戲，絕對不是庸俗等閒的「恐怖片」。（圖／愛奇藝，2017.03.06）
中國時報【楊渡】
借現代主義的語言形式，去點燃反抗威權的火種，成為一代人的共同精神面貌……他們像尤里西斯，「遠行」異國他鄉，甚至身入黑牢，最後都逐一「回歸」，回歸到文學的「故土」。
然而，《文星》雜誌接著上場。創刊於1957年的《文星》標榜「文學的，藝術的，生活的」，發刊詞「不按牌理出牌」即點出它希望有所異於當道文化的理念。1961年李敖開始主編《文星》，以〈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〉〈老年人與棒子〉等文，點名批判文化界的「老人」，抵抗黨國的保守主義，迅速點燃「中西文化論戰」，隨後《文星》成為李敖與胡秋原、徐復觀、居浩然等論戰的所在。戰火延燒幾年，讓《文星》成為西化派重鎮，廣受青年歡迎，也受到當局的注目，而屢屢遭到查禁。它的副刊隨之風行一時，而文星書店出版的書籍則涵蓋了當時文壇的青年作家。直到1965年被警備總部查禁，宣告停刊。
但青年世代的文化反抗並未結束。
1965年創刊的〈劇場〉更微妙。那幾乎是當時台灣文壇的一時豪傑。包括：邱剛健、黃華成、劉大任、陳映真、王禎和、黃春明、曹永洋等，包含詩、小說、劇場、導演、評論等。據劉大任說，〈劇場〉首度演出《等待果陀》時，開幕由陳映真拿一面用石膏做的，但漆成古銅色的鑼，上場一敲打，立即就碎了，觀眾驚笑聲中，他大喊一聲：開始了。1967年，一樣是因無經濟支撐，而宣告停刊。為時三年的雜誌，出了9期。
1966年10月10日創刊的《文學季刊》則是由尉天驄主編的季刊，作者包括了陳映真、姚一葦、黃春明、七等生、施叔青等人，包括了畫家吳耀忠在內的作家們，常常在明星咖啡廳寫稿聚會。窮作家們互相支援，誰領了薪水，有錢的就請客，沒錢就掛在帳上。雜誌基本是在咖啡廳完成的。這雜誌是直到1968年7月，陳映真因「民主台灣聯盟」案件，以「組織聚讀馬克思主義、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」等罪名，被逮捕入獄，尉天驄、黃春明也受到牽連調查，終於告終。其後就改為不定期出刊了。
這些時起時伏、不斷拍打戒嚴體制岩岸的雜誌，如「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」；雖然總是因為政治的因素、經濟的因素而停刊，但內容包含了文學、文化、藝術、劇場等各個方面，呈現了一些共同的特性，總結來說，即是：西化、叛逆、批判、追求創新；代表著年輕世代對封建、保守、威權、戒嚴體制的反抗。
那是反叛的年代。表現形式上是現代主義，是繼承了歐美發韌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脈絡。現代主義的作家、藝術家、文學作品、戲劇、存在主義哲學等也相繼被引進台灣，形成一時風潮，對文學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。但更本質的關鍵是：它借用了現代主義來批判當時的台灣。
事實上，1960年代的台灣經濟還很落後，工業根本不發達，距離歐洲的現代主義所批判的工業時代還很遙遠，但借用這個「隱喻式的現代主義」，去呈現台灣的現實，卻有著直指本質的力量，因此風行一時。
那使人荒蕪的戒嚴體制（一如工業體制），使人消失存在意義的兩岸戰爭狀態（有如戰後的歐洲），使人成為物質奴隸的經濟政策（一如歐洲批判的工業文明），使人成為渺小螺絲釘的國家機器宰制下的生命（一如工業文明中的個體），使人變成權力控制下的螻蟻（一如存在主義所呈現的人類生存情境）……。
這種反諷式的對照，雖然不是直接面對台灣社會現實的批判，但透過虛無的否定，甚至以一種「冷冷轉身走開去」的姿態，去漠視並對抗威權的意識形態控制，卻已完成對政治虛偽的反抗。直白的說，即是借現代主義那種當權者所難以理解的語言形式，去點燃反抗威權的火種。
這樣的反抗，成為一代人的共同精神面貌。《筆匯》《現代文學》《文星》《劇場》莫不如此。其中最主要的，當然是作家和作品，那才是召喚著自由靈魂的哨音。
然而，作家也在尋找出路。戒嚴體制未變，精神苦悶依舊，反抗的靈魂在台灣找不到出口，又不甘於只是虛無的否定，遂轉而尋找精神的出路、理想實踐的出口。陳映真的小說逐漸轉向了現實的反諷與批判，黃春明的小說直指台灣底層的真實生存，施叔青筆下的鹿港帶著傳奇公寓式酒店般魔魅的毀滅感，王文興的《家變》隱含著世代的反抗，這些作品，已然預示著一個新世代的來臨。
然而，當時的政治環境並沒有留下「出路」。懷著激烈的理想主義熱情的青年作家如陳映真，於是走向「必欲付諸於行動」的革命之路。而更多的作家則在苦悶中，選擇離開，去異鄉追尋自由的天空；去流浪天涯，尋找理想實踐的所在。
白先勇、施叔青、劉大任、王文興、陳若曦等，都先後出國。
而1960年代的台灣，便是在陳映真的被捕與《文季》環保生態旅館的停刊之後，走入另一個階段。
如果，1960年代的台灣只移殖了歐美的現代主義，就沒有1970年代的「鄉土文學論戰」了。事實上，1960年代的文學作家之中，社會關懷與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已隱隱然埋下種籽。黃春明的小說刻劃著台灣農村沒落的底層面貌；王禎和文字中那精緻的台語，《嫁妝一牛車》的深深的悲哀，帶出語言歧異性的反諷力量；白先勇筆下的沒落貴族，象徵著國民政府威權的腐敗衰落；而王文興1973年所發表的《家變》更寫下了年輕世代對上一代的蔑視與反抗。更不必說陳映真從《將軍族》那傷感抑鬱的理想主義者，轉向《第一件差事》的冷靜與批判，早已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。
感受到1960年代的精神底蘊，那內在的反叛精神，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後來這一群作家，都如劉大任所寫的《浮游群落》，各自在命運的飄浮中，走向「遠行」的長路。
然而那遠行不是無端的漂泊，而是理想的追尋。
陳映真把他的入獄七年比喻成「遠行」。遠行歸來後，他繼續寫作小說，以〈夜行貨車〉震撼文壇，並繼續寫出了《萬商帝君》、《山路》等系列，其思想高度與文學藝術之成就，至今少有人能及。
劉大任在保釣後去了中國大陸，追尋他的理想，出來後在聯合國工作，寫出一系列長篇小說；陳若曦追隨丈夫去了北京，看到文革的真實壓抑，出來後寫出了《尹縣長》等一系列小說；施叔青繼續寫作小說，在香港旅居多年後，寫出了《香港三部曲》，爾後還寫了台灣三部曲；尉天驄在文季停刊多年後，除了教書，還繼續寫作文學評論，在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，從理論上支持鄉土文學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白先勇則不斷在藝術上精進追尋，寫了文學史上第一部刻劃同志的小說《孽子》，近幾年推動崑曲，製作《青春版牡丹亭》，在世界巡迴演出兩百餘場。
這些從1960年代出發的靈魂，像尤里西斯，歷經千里萬里的航程，「遠行」異國他鄉，甚至身入黑牢，最後都逐一「回歸」，回歸到文學的「故土」。一如許多作家所述，心靈的所繫，才是故鄉。在文學的世界，唯有寫作，才是作家最後的歸宿。（下）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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